案号：（2017）粤0111民初14933号案、（2018）粤01民终18614号案

原告（上诉人）：蔡某，男

被告（被上诉人）：伍某，女

案情：

原告蔡某向法庭提交了被告伍某于2010年9月9日出具的一张5万元的借条及转账记录。借条上承诺伍某将于2010年10月31日归还借款，“如不能如期归还，将主动每月计算人民币一千元利息给蔡某，直到全部借款归还为止。”原告蔡某还称，2011年3月8日，被告以其姐姐新房装修为由，口头向原告借10000元整。原告蔡某随即转款10000元给被告伍某。蔡某的其他证据为原告与若干个不同微信之间的聊天记录、与186*******5这个手机号码的短信往来记录，主要用于证明原告曾催被告还款的事实。

我们在与委托人（即被告）核对证据的真实性时（此为必经程序，证据的真实性必须由委托人进行确认，委托人应据实回答），被告承认了5万元借条和转账记录的真实性，承认了曾经在2011年前使用过186*******5这个号码，但声称其与原告当时为恋爱关系，所使用的186*******5这个号码是与原告的情侣号，只相差一个数字，并且原告蔡某还曾经到被告伍某家里见过家长。二人在2011年分手后，被告就没有再使用过该号码。而这两笔所谓的“借款”交易和借条是他们恋人之间的玩闹，实际为赠与关系，不属于民间借贷关系。对于原告提交的聊天记录和短信往来等证据，被告称因为时间较久远了，不记得是否有过这些聊天记录了。

律师的工作：

本案涉案金额很小，只有6万元。但因原告曾经找过一群人在机场截堵被告，并有疑似威胁行为，致使被告报警，因此被告才找到我们。（注意：以暴力、威胁、限制人身自由等方式催债是违法行为）

被告在办理委托手续时，距离开庭仅剩不到一周。律师经过慎重考虑，决定让被告的姐姐出庭作证。

同时，经过对原告的证据尤其是聊天记录的仔细查看、阅读，律师发现：如果没有其他证据证明诉讼时效中断，那么原告的债权应当已经过了诉讼时效。

开庭情况：

一审第一次开庭时，原告补充提交了很多聊天记录和录音文件。本人当时并非被告的首席律师，不负责答辩状的起草和修改，不负责质证和法条辩论，只负责翻阅原告新提交的证据、做记录、查法条和补缺漏。在询问证人的环节，首席律师问完证人后，本人发现一个被忽略的细节，于是补充发问：请证人再说一遍，被告曾经使用的186*******5这个号码的开户人是谁？证人回答：是原告蔡某的姐姐。

一审第二次开庭时，本人作为被告的首席律师出庭。原告又提交了很多证据。但本人抓住了186*******5这个号码的开户人为原告的姐姐，而非被告本人这个关键点，陈述以下意见：

1、原告未提供证据证明被告在2011年后的仍然使用该号码，因此原告提交的聊天记录和短信记录（即催款信息）不能证明是原告发送给被告的，更不能证明被告收到了这些信息。因此，其催款行为不能引起诉讼时效中断的效果。

2、即使按照原告提交的聊天记录和短信记录，原告在2013年2月2日～2015年2月2日期间都没有催款行为，按照当时《民法通则》的规定，诉讼时效已经届满，原告已经丧失胜诉权。（一审判决前，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<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>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》还未颁布）

二审开庭时，本人仍作为被上诉人（被告）伍某的首席律师出庭。上诉人（原告）蔡某又提交了很多书面证据，同时还带来了一个证人，想要证明2012年11月15日晚上22：45亲眼看到上诉人（原告）蔡某亲手将186*******5这个号码交给被上诉人（被告）伍某，从而证明被告在一审时撒谎，其在2011年后仍然使用该号码。

本人通过对证人的询问，问出了：证人欧某某根本就不知道186*******5这个号码的存在，只知道2012年11月15日时上诉人（原告）蔡先生曾经把一张电话卡交给了一个人。

判决结果：

一审判决虽然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，但因当时最高院的司法解释还未颁布，法庭并未完全支持本人的以上两个观点。

此后原告上诉。二审法院完全支持了本人的上述两个观点，并再次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。

对于询问证人的一些感想：

本案中，对证人的询问效果决定了该案的走向。

证人证言，是证据的种类之一，在很多案件中都会采用。而在民间借贷案件中，因为很多情况下是发生在熟人之间，借贷时当事人不注意收集证据等原因，证人证言的使用较其他民事案件更为频繁。

那么，询问证人应当注意些什么呢？

首先，无论是对方证人还是己方证人，都要清楚这个证人的出庭想要证明什么问题，所有的询问都要围绕着“想证明什么”来进行。

本案中，两人是不是恋爱关系，其实并不关键，因为恋人之间也可以产生借贷行为。

既然诉讼时效是本案的关键点，那么聊天记录和短信往来这种能证明原告曾经催款的证据就很关键。而推翻这些证据的证明力，就是律师尽力要去做的事。

本案中，决定这些证明证明力的关键在于——收到蔡先生催款信息的人是不是被告伍小姐。因此，186*******5这个号码和微信的使用人是不是被告伍某，是很关键的问题。在证人说出186*******5这个号码的开户人不是被告本人时，律师应当立即反应过来，这是很有用、相关性很强的证人证言。

而二审时，对方申请证人出庭作证（当然，这是已经过了举证期限的，是否准许由法庭决定），律师就要听清楚对方这个证人“想要证明什么”，此后的询问都会围绕这一点来进行，尽量去削弱对方证人证言的证明力。

其次，尽量只问律师自己知道答案的问题，或者律师知道接下来该如何应对的问题——也就是留有后手。

这个原则其实国内外的律师都有过许多探讨，而且是一项非常高深、非常难以把握的技巧。本人在此只是提出一些感想：

在开庭前，律师对案件的事实应当有一个基本的掌握，对于证人会如何回答要有一个预先的估量。有些答案可能会不利于自己当事人的问题，律师应尽量不要去提问，这往往会成为一个案子胜败的关键。这一点，在询问己方证人难度还不算太大，律师基本不会犯错。但是在询问对方的证人时，律师该如何把握呢？

本案二审时对方的证人出庭作证，本人在清楚这个证人出庭是想证明“2012年11月15日晚上22：45亲眼看到上诉人（原告）亲手将186*******5这个号码交给被上诉人（被告）”后，只问了几个问题就达到目的了：

. 问：你知道186 *******5这个号码吗？

. 证人：不知道。

如果她的答案是知道，那么接下来该让她背诵这个号码，并回答是如何知道这个号码的、跟这个号码是什么关系等等。不过很显然，因为证人回答“不知道”，这些“后手”都没必要了。

. 问：当天你为什么会出现在原、被告的见面地点？

. 证人：我每天晚上都会在那里溜冰。

. 问：也就是说你跟蔡某并不是约在那里见面的？

. 证人：不是，只是碰见。

这是些无关紧要的问题，无论她的答案是什么都无关大雅。但最终从她的回答还是可以看出蔡某跟她的关系不是很熟，那么她应该不会知道手机卡的号码，于是接下来本人的问题是：

. 问：你知道蔡先生当时交给那个人的手机卡是什么号码吗？

. 证人：不知道。

如果她回答的是“知道”，那么还要面临背诵的问题。如果她背诵出来了，还将面临为何和蔡某“只是碰见”却能知道号码是多少、如何能背下来等问题。当然，因为她的回答是“不知道”，所以这些“后手”就用不到了。

询问到这里，其实已经足够推翻“2012年11月15日晚上22：45亲眼看到上诉人（原告）亲手将186*******5这个号码交给被上诉人（被告）”这个证明内容了。本人虽然还准备了其他很多问题，但为了避免节外生枝，决定停止了询问。

其实还有更多的问题，比如：证人是否认识被上诉人（被告）伍某？这事发生在六年前了，证人为何会把当时的时间记得那么清楚、甚至精确到分钟？

这都是些很关键的问题，但因为——本人在开庭时才知道法庭同意让这个证人出庭，在她作证时才知道她的名字，本人来不及询问当事人伍某（伍某当时没有出庭）——也就是说，律师无法把握证人与伍某的关系、无法把握证人将如何回答，所以最终选择没有询问。如果问了，而证人的回答是“我们认识，而且很熟悉”、“因为被上诉人伍某当时给我打电话了，电话记录我都留着”的话——那询问环节就会节外生枝了。

再次，对于有利于自己当事人的回答，如果证人回答得不够好，或者回答得不够明显、未引起重视，那么律师就要补充发问以便重点强调这个回答，加深审判庭对这个答案的印象。

例如本案一审时，证人提到186*******5这个号码的开户人是“原告的姐姐”。因为本案涉及两个“姐姐”，一审的证人自己就是“被告的姐姐”。本人意识到：审判庭很可能没有注意到这个“姐姐”到底是哪一个。于是本人又补充问了这个问题，让证人回答出该号码的开户人是“原告蔡某的姐姐”才算完成任务。

在证人补充回答这个问题后，审判长果然插入了提问：你的意思是这个号码不是被告本人开户的？

——这说明这个问题强调得还是很成功的。

最后，问问题的顺序也是成败的关键。

在一些复杂的民事案件和刑事案件中，问题的顺序有时直接关系成败。比如，关系到设置陷阱提问、抓住证人自相矛盾的证言、缓解对方证人的抵触情绪、让证人找不到提问的目的在哪里（以避免证人撒谎）等，因此，问题的顺序应当要引起足够的重视。

本案中争议焦点少，顺序的重要性还体现不出来。但本人还是在两个重要问题中穿插了两个无关紧要的问题，目的是缓解一下证人的情绪，同时也让证人拿不准这两个问题的目的，这更容易得出真实而客观的证人证言，帮助法庭查明案情。

以上是一些个人感想，欢迎指正、补充和探讨。